北宋的农业，在初期获得较大的发展。但是后来因为皇帝、官吏、豪绅、地主们剥削的增加，又使农民破产、流亡，农业发展遭受挫折。
（二）租税
（耕自己田称为税，耕他人田称为租，通称为田赋。）
柴荣均定田租，历代享受免赋特权的曲阜孔氏，也同平民一样，缴纳租赋，其他世家大族，自然更不得隐避。赵匡胤登位第二年，借口周末度（测量）田不实，特派使官再出度田，又下诏许民开垦，州县官无得检括（稽查），只据现田作赋额。这就是说，形势户（现任文武职官及州县豪强人户称形势户）、大地主可以托名开垦，隐避或减少（二十税一或三十税二）租赋，小农眼前耕种的田地，被官吏检出，永远作为田赋的定额。据旧史记载，赵匡胤末年，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余顷；赵光义末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余顷；赵恒末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余顷；赵祯末年，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赵曙末年，垦田四百四十余万顷；赵顼末年，垦田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宋垦田数比过去任何统一朝代（西汉、隋、唐）少得多。尤其是赵祯在位四十余年，号称北宋全盛时代，垦田却耗减最甚。这说明当时对西夏连年用兵，农民被迫弃田逃亡，豪强乘机兼并，扩大免赋特权，异口同声称颂赵祯的仁政（赵祯号称仁宗）。赵曙时，垦田骤增一倍，照三司使的解释说：“这个数字是据租赋数约略推算，民间隐逃的田亩，至少占十中七八，所以实际垦田当有三千余万顷。祖宗旧制，不愿扰民（官僚地主），从没有切实检查，因此莫知垦田实数。”免赋田占六分之五强，一切军费、徭役、租赋，都加在六分之一弱的田亩上，两个阶级负担的不公，即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