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关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章太炎为驳斥康有为的《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所鼓吹的力倡保皇、反对革命的谬说，写了此文。它鲜明地反映了章太炎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主张，是他一生中最光耀夺目的鸿文之一。这是辛亥革命前极有分量的政论，也是一篇精彩的史论。章太炎针对康有为所谓“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的论调，根据英、奥、德、意、日各国的历史事实，驳斥了立宪可以避免“流血”和“死人”的谬论，认为即便是立宪也要通过暴力才能实现。既然革命与立宪都必须凭借暴力，那么为什么在中国非走革命一途不可呢？章太炎认为：立宪是“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革命是“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二者比较，革命“所倚赖者为多”。因此，立宪难得有出路，而革命则可望成功。章太炎的这些分析，联系上文所引他讲到的“社会阶级”的观念，可以认为他在理论上已接近阶级论的边缘了。章太炎又针对康有为所谓“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的谬说，驳斥道：“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这是触及历史创造者的问题了。章太炎继续写道：“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举历史上李自成起义为例说：“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同样，以今日而论，“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这一段精彩、犀利的驳论，仍然建立在竞争学说即进化论的基础上，但所说“时势”与“智慧”的关系，实已包含着若干真理的成分。章太炎进而一字千钧地写道：“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17]革命，能够明公理，去旧俗，改造社会，这就是他对于革命的历史作用之认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