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清醒地想一想,现在是啥时候了?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我们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你们大家都不能再情绪化了。搞地下核试验是国家大事,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但由于派别斗争和管理上的混乱,一些原先就回北京休假或者办事的人借机都没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岗位的人手异常紧缺。从青海到北京,来去需要坐好几天火车的工夫。王淦昌利用自己经常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抽出时间走访那些留在家里的同志,劝说他们返回基地。
“九院”家属大院中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那阵子王院长天天串东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见一个就盯住一个不放,一直到人家同意回基地为止。好多同志回到基地,就是冲着老院长的面子才离开北京的。没有他呀,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动员,如果不是凭着他崇高的威望,被“恶二赵”把持大权的基地在那几年是绝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试验工作的。基地的人们还记得,当时从乌鲁木齐通往基地关口的要道,都被两派的造反派重兵把着,别说物资不易运送,就是行人也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随行几个要员刚到乌鲁木齐机场就听到激烈的枪声,通往基地试验场的通道被造反派们死死地把守着。“怎么办?我们带的都是机密资料,可不能被坏人抢走啊!”王淦昌着急得在原地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