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吉登斯的实践意识，不仅比风俗等内涵与外延都要大得多、宽泛得多，而且，它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惯常化，正是由于实践意识的这种能动性，使得人们的具体实践“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具有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能动作用涉及个人充当实施者的那些事件，即在行为既有顺序的任一阶段，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行事”②,由于实践是行动主体持续不断的意识反思与监控过程，因而“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③。这就是吉登斯想强调的“社会实践不是表现社会行动者的意图，也不是反过来社会实践决定行动者的意图。意图只有在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过程中才能形成，后者只有与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的后果结合在一起才能运转起来”①的缘由所在。他始终承认有意图的人类实践活动往往会带来意外的后果，但是实践的这些意外后果，并不会否认行动者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理性属性，而是充分地说明了每一个具体的行动者所具有的认知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是实践的反思性和历史的超验性所在，这既是每一个个体行动者理性有限性的表征，亦是行动者凭借的“共有知识”的有限性的证明，而我们知道，这就是人类理性认知的时代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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