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文化研究的批判。
来自文化研究方面的批评，则加上了更多的主观色彩。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指责媒介效果研究在论及变量及其效果时使用了不恰当的术语和因果模式。它们认为，媒介效果研究受一种过时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局限，反映的是“行为主流霸权”。它们认为，所谓对物质可观察特性的关注，没有变化的关系以及经验主义的科学举证，都是效果研究和整个社会科学的致命缺陷。
它们认为，效果传播只关注孤立个体的有限变量，对受众进行人为分割，舍弃受众人性的一面，并把受众从文化中分离出来。效果研究对人类行为总则的描述，忽略了人们在对媒介反应方式中重要的文化变量。根据文化批判，媒介效果研究有意对受众建构讯息意义的行为轻描淡写。更糟糕的是，把受众成员当做容易受愚弄的人。效果研究过分强调讯息，蓄意夸大媒介效果。忽略了文化机理中意义生产的建构过程，通过把媒介讯息简化为具体的心理刺激和把注意力放在现行的容易被操纵的特征上，将内容和受众都简单化了。效果研究中所使用的量化方法，忽略了讯息和意义在受众接收时存在着更重要的质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