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在正式转向结构主义符号学轨道以前，一直致力于18世纪俄罗斯文化研究，他在这一领域里积淀的深厚学养，是他得以超越纯文本分析的西方式旨趣的一个有力支点。英美新批评崛起以后使文艺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一变化最为显著的一点是：研究重心从19世纪的作者转移到了20世纪的文本，因而，对他们而言，文本诞生了，而作者却消亡了。探讨作者的意图被作为不适当的问题（意图谬误）被摒除了，研究者所面对的，除了文本还是文本。一切都归结于文本究竟是否妥当，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事实上文学研究者要想在对文本的解读中取得合法地位，要想使文艺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是不能把作者的意图作为与文本无关的要素予以摒除的。
在洛特曼的结构诗学研究中，作者问题是进入文本的一个先决条件。他有关结构诗学的许多文章，都以探讨作者问题为主旨，例如：《谁是“往昔”这首诗的作者？》、《谁是“卡·帕·契尔诺夫之死”一诗的作者？》、《作为诗人的阿·费·梅尔兹里亚科夫》、《勃洛克与城市里的民间文化》、《丘特切夫与但丁·问题的提出》、《莱蒙托夫·“哈姆雷特”中的两个场景》等等。在《论罗蒙诺索夫的“从约伯记选摘的颂歌”》一文中，洛特曼在文章开篇便开门见山地指出，对这首诗的研究还存在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但此诗中所署的创作日期不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作家写作这首诗的原因（动机）也不甚了了。因此，作家创作此诗的意图也就无从索解。[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