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回到1886年。那时我以神经病专家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这时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向医学学会报告我跟沙可学习的情况及所见所闻。但是我的报告受到了冷遇。那些权威人士，如学会主席（内科医生班伯格［Bamberger］）等人，宣称我所报告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梅纳特要求我在维也纳找一些与我所讲述的情况相似的病例，并将其提交给医学学会。我于是努力找寻这样的病人。但是，那些年长的医生们拒绝我观察和研究在他们科室找到的这样的病人。其中一位年长的外科医生竟然惊奇地大叫道：“天哪，我亲爱的先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的话？癔症是子宫的意思，男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只得徒劳地辩驳说：我并非一定要大家赞同我的诊断，而是希望能由我亲自处理这些病人。最后，我在医院外面偶然发现了一个患有典型的癔症偏侧感觉缺失的男性患者，用这个病例在医学学会上做了证实。这次大家向我鼓了掌，但没人对我表示出进一步的兴趣。那些高级权威们对我的创新横加否定的印象一直让我难以忘记。同时，我所坚持的男人也会患癔症的观点，以及我通过暗示可引起癔症麻痹的实验演示，使我被迫成了他们的对立面。由于随后不久我被排挤出大脑解剖实验室[162]，并且连续好长时间找不到可以讲授我的讲义的地方，我只好从学术生涯中退了出来，不再参加那些学会了。自从我那次去医学学会到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