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龄自我介绍一番，崔教授似乎并不意外，分寸适度地与她握了握手，方龄直觉到一种警惕，便决定先以吴俊生的死打开话题。
“俊生的反社会人格，更多的是他生活的环境造成的。”提到吴俊生的死，崔教授也并没有表现出过分意外，脸上的神情趋于复杂，有一丝悲痛，也有一丝失落，“俊生自小家庭条件优越，父母娇惯，养成嚣张跋扈的习惯，更致命的是他亲眼目睹了母亲突发心脏病死亡的场景。那一年他14岁，此后性格更加放荡、暴戾，开始做出逃学、打架、喝酒、破坏学校设施、虐杀小动物等一系列意识混乱的行径。万般无奈之下，他父亲通过朋友牵线找到我，但其实已经稍稍有些晚了。对于这种人格认知方面出现障碍的孩子，一定是越早干预越好，年龄越大矫正率越低，所以我也只能尽可能去培养他的自控力，教导他在认知出现矛盾时如何调节自身的焦虑，培养他养成一些兴趣爱好和运动习惯，等等，从而缓解暴力冲动。”
“对于吴俊生矫正的效果如何？”方龄问。
“其实无论何种矫正手段，家人的配合与关怀都是最重要的。”崔教授脸上失落和悲伤的表情更甚，“只是俊生的父亲生意太忙，无暇面面俱到照顾他，并且又在几年前迎娶了一个比俊生也大不了几岁的女孩做妻子，对他就更疏于管理，所以俊生已经一年多没来做心理辅导了，我给他打过好多次电话都没有回音。实质上，这孩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失败的矫正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