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天宝政局做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旧唐书》提出的李林甫“用寒族、蕃人”使之“专任大将”而“竟为乱阶”③的观点进行商榷。陈寅恪基于“太宗所任之蕃将为部落酋长，而玄宗所任之蕃将乃寒族胡人”这一事实，认为正是由于太宗对于蕃部羁縻保全并任用其首领继续管辖，因此“此酋长及其部落亦造成一种特殊势力”,其极端表现便是“东突厥败亡后而又复兴”。殷鉴在前，“职此之故，玄宗之重用安禄山，其主因实以其为杂种贱胡”,是看重“此蕃将及其统领之诸种不同之部落也”。④这一观点尚有商榷余地，孟彦弘认为这一现象实有深层的政治原因。⑤借由对天宝党争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看法。
为了限制忠王党势力，玄宗在天宝后期开始着意培植新的边镇力量。王忠嗣卸任后玄宗之所以起用张齐丘和安思顺，主要在于他们和朔方集团素无渊源，甚至与朔方军中的忠王党有所不和。安思顺上任后有意拉拢朔方资深旧将李光弼，“奏为副使、知留后事”,并“欲妻之”,而光弼则“称疾辞官”。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闻而奏之”,在其帮助下光弼乃“得还京师”。①至于哥舒翰则更与安思顺势不两立，在禄山起兵后“使人诈为禄山遗思顺书”,并上书历数其罪，一手制造了安思顺及其弟元贞被诛之案，以至于“杨国忠不能救”。②上述两事，史家多以个人恩怨解释，殊不知其后自有集团利益关系，这从郭子仪后来为安思顺平反的积极态度也可见一斑。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