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不希望我给这一谬误指出的严重性遭到误解。它的发现根本不否定最大幸福是人类行为的适当的目的这一边沁的论点，如果正像边沁无疑想使它成为一个伦理学命题那样，它被理解为这样一个命题的话。这个原则可以依然是正确的；我们将在后面几章中考虑它是否如此。即使向边沁指出了这种谬误，他可能还坚持这个原则，正像西季威克教授那样。我现在所主张的是：他实际上为他的伦理学命题所提供的理由，就其存于“正当的”定义之中来说，是一些荒谬的理由。我要提出的是：他没有发觉它们是荒谬的；如果他发现了，那么他会受到启发，而去寻找其他的一些理由来为他的功利主义辩护；如果他去寻找别的一些理由，那么他可能不曾找到他认为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改变他的整个体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毫无疑问，也可能他会认为别的一些理由是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伦理学体系在它的几个主要结果上，就仍保持不变。可是，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利用这种谬误也是妨碍他成为伦理哲学家的一个严重障碍。因为伦理学的任务，我必须坚持，不仅是得到一些正确的结果，而且是为这些结果找到一些站得住脚的理由。伦理学的直接目的是知识，而不是实践；而且，任何一个利用自然主义的谬误的人，无论他的一些实践原则多么正确，肯定没有达到这一首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