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带回了用纸做的天使和彩玻璃一样的画，每次她用力关上大门，那幅画都会在壁炉上蹦一下。孩子们还在卧室里唱《好国王温彻拉斯》和《三博士歌》(3)。卢克说他圣诞节想要一辆卡丁车，可可说她想捐一只山羊，可她也想把山羊养在后院里。宾尼说：“可可，需要山羊的穷人都住在非洲。”“你这叫种族歧视，”可可说，“沿着这条路往下走就住着一些很穷很穷的人。”宾尼实在招架不住，最后一样都没买。
每天晚上，孩子们都有相同的疑问：“奥利弗呢？”
“可可，他要离开一段时间。”
“我会等他。”
“是我就不等。”
小女孩噘起了小巧的嘴：“可我觉得我会等。”
于是，宾尼既没有买圣诞树，也没有从阁楼里取出圣诞装饰，更没有在厨房里摆满肉馅饼和酸黄瓜，因为这一切都如此徒劳。可她看见女儿趴在窗沿上等待，等待那个宾尼明知不会再出现的人，于是她再也无法忍受。这比等待圣诞老人还要糟糕。她生气地踹洗衣机，用力关门，抬头咒骂阴沉的冬季天空，因为它单调而灰暗，就像特百惠的塑料盒盖一样。可惜，没有任何事物能安抚她的怒火。
昨天晚上，她终于放弃了。孩子们已经爬上了床，她正在看一档一百个滑稽瞬间集锦的电视节目（没有一个能让她发笑），还喝掉了一瓶红酒。之后，她给奥利弗打了电话。为什么不能打？虽然她连自己要说什么都不知道。奥利弗没有接，她知道他不会接，可她还是打了一遍又一遍。既然她已经做了这件原本不想做的事情，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她可能总共打了一百个电话，每次他不接，宾尼就感到越发卑微，越发遭到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