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参见拙著《论人身上的永恒》（1921）中《论哲学的本质》（1917）一文。
[6] 参见拙著《价值的颠覆》中的《道德建构中的怨恨》（1912）一文。
[7] 例如，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柏林，1919。
[8] 韦伯（启蒙哲学和至今的整个康德主义）坚持理性的人类本性的实际统一和相同的理论。对这一理论的完全放弃正在此严肃地实现。
[9] 参见纳德勒在其《柏林浪漫派1800—1814》（柏林，1921）中令人感兴趣的、自然也是可以批判的尝试。
[10] 即通过对贯穿所有文化领域的教化的“客观精神”的精神认识，我们首先描述性地把握的文化。
[11] 参见我的论文《大学和业余大学》。
楷模与领袖[1]
朱雁冰译
[1] 选自《舍勒全集》卷十。——编注
引言
从塑造我们的人生——个体之生以及一切形式的共体之生——并使之转向善或者恶的许许多多神秘莫测的权力和力量中，我想举出两种本质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力量：楷模与领袖。
领袖与追随者问题，这一社会学与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有关的所有重大问题——如领袖的特有品质、领袖的种类、领袖的遴选、领袖的教育、领袖与追随者相互制约的形式等——对于一个因战争和革命而在各个生活领域被部分地夺去了其以前的历史领袖人物的民族而言，必然是燃眉之争，此不待言。在领袖层发生或多或少带有突然性的更替现象的一切重要时期，情况莫不如此。因此，当前每一种群体，不论是政党、阶级、职业群、工会、各类学校、青年运动，还是宗教和教会团体，都在为领袖问题进行着激烈角逐。处处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的对领袖人物的渴望，这渴望之情如此急切、如此不可遏制，以致人们不惜使用最歪曲事实、最空泛和最怪诞的表达形式。最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的也许是不计其数的新的“共体”、“社交圈子”、“教团”、“教派”、“学派”，它们突然在我们国家冒了出来，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生存利益，每一个团体都有其特殊的“救世主”、“先知”、“世界改良家”为其中心，每个团体都有改革和教化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崇高目标。[1]我们的时代正以这种特征警示着人们，使人们想起日益走向没落的希腊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