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是“乾嘉学派”中更具有代表性的考史学家。他的考史原则已如上述,所著《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所考自《史记》至《元史》,不含《旧五代史》与《明史》,故谓之“二十二史”。其序说:“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仔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从这里可以看出,钱大昕考史重在文字、义例、舆地、职官,跟王鸣盛、赵翼有所不同。阮元说钱大昕的学术有“九难”即“人所难能”之处,其中包括正史,杂史,天算,地志,六书音韵,金石等。又说:“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14]钱大昕考史,博而能精,尤于正史表、志的考评,为王鸣盛、赵翼所不及。他推崇顾炎武的书“有关于世道风俗,非仅以该洽见长”[15],推崇赵翼的书是“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16],这说明他也是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的。
崔述是对先秦古史做系统考证的第一人。他的考史方法,是宗经而疑传注、诸子、杂说等,对于先秦古史的解释,其程序是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考信录》的基本要义是:“《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17]崔述的这个思想,可以上溯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的“追述远代,代远多伪”,“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18]。崔述的考史方法及其理论认识,已具有理性主义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