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打土豪劣绅，减租减息、谷米阻禁和破除旧习俗等方面亦存在过激行为。后者如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鼓动妇女反对夫权，逼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禁止抬轿子等。中共中央在1927年6月上旬连续发出通告，指出湘鄂赣农民运动中“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禁米出境，均分财物，“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款式的写捐，强迫实行禁烟禁酒等“道德运动”，强迫捣毁神像祖宗牌等，导致军官、小地主与小商人的反感与反动，甚至导致农民协会内部农民之间发生互斗。
1926年底，湖南农民运动过激之说，开始在武汉流传。毛泽东为了弄清真相，于1926年底回湘调查。在进行1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后，撰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公开为湖南农民运动辩护。毛认为，所谓过火现象，为阶级斗争中所必不可免。革命乃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若非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农民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各种压迫，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中共湖南区委的热烈响应。夏明翰稍后所作的《湖南的农村革命》，几乎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翻版。他赞赏和讴歌农民的过激行为，认为没有农民的这种行动，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并声称：“对敌人宽恕，便是对自己残忍。”中共湖南区委此前一度承认农运“的确太左稚”，并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才感贫农猛烈的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因而继续将湖南农运向激进方向推进。3月底，湖南省农民协会根据毛泽东有关“痞子”是“革命先锋”的看法，提出“失业的农民”是革命中“最勇敢的先锋队”，并强调农民有武装自卫之权。4月中旬，湖南各地农民协会加紧改造旧团防的工作，并纵容农民逾越法令，对土豪劣绅进行法外处决。尤其是处决湖南大名士叶德辉，使全国社会舆论产生极大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