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患难，确也将“友”之一伦对于士人的意义，成倍地放大了。易代不仅提供了紧张感，也提供了对于友情的道义支持。孤危，孤绝，孤即“危”即“绝”。于是守望相助，以沫相濡，这类故事似乎随处可闻。即上面写到的彭、魏的结交，就显然可见易代之际的特殊颜色，在诸子的叙述中，有了平世所不能比拟的严重性。
由后世看过去，那确也像是一个锻造友情的时期。一时的知名之士中，如吴应箕与刘城，熊开元与金声，陆世仪与陈瑚，各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北方如孙奇逢与孙承宗、鹿善继，相互间的激赏渴慕，也正如易堂诸子似的情见乎辞。鹿善继就说过，欲使“当世悠悠者，知风尘之外别有一段古道交情”（《答杨明宇书》，《认真草》卷八）。鹿氏本性情中人，刚肠疾恶，而于生民休戚，耿耿不忘，较之魏叔子、彭士望，少了一点文人习气，而能任事，敢担当，也更豪杰性成。
乱世固然提供了友情得以展开的舞台，剧情却仍赖有人各不同的创造。易堂故事，是诸子的创作，也赖叔子、彭士望们的叙述而展开。叔子既长于自述，又不吝描绘他人，毫不掩饰其自喜自恋与对兄弟对朋友的爱，友于之情洋溢纸上。这也是叔子文字中的柔情之源。他的这类表述，毋宁读做关于友朋、关于群体的诗意想象，对合于理想的伦理意境的想象。在他的笔下，那一班热血男儿彼此倾倒爱慕，全无狎昵的成分，也真的是一份淘洗得极纯净的伦理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