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受限的儿童视角也能产生特别的悲凉意味。比如“我”对父亲与爷爷父子关系变化的感知与观察上，“日本佬”绰号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父亲得罪关金、公社武装部调查父亲、父亲被带走定罪以及被批斗）使父子的感情由和谐到分裂，爷爷由最初维护父亲，帮父亲抗争，到最后被父亲救日本孩子的事件击垮，愤而自杀。这过程中“我”充当的是旁观者的角色，作者并未借“我”发声，只是通过儿童目光的透视，隐隐揭露出沉重历史带来的生命之痛。父子亲情的断裂实则是民族主义与人道人性的矛盾交战，父亲救人本属善举，但却因救助对象的特殊性被视为变节，成为“黑五类”“反革命分子”，而长期受当时政治环境浸染的爷爷也并不能正确理解父亲的行为，反而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导致崩溃自尽。小说最后，爷爷垂死挣扎的场景与此前威风凛凛的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对比与反差，更加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麦家以儿童视角书写历史，讲述小人物在“文革”岁月的不幸遭遇，表现了对宏大叙事的反拨。儿童的限知视角，让故事在“我”的主观123性体验下讲述，“我”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和作者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相比，读者只能掌握到部分的故事信息，这让读者有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作家独特的叙述策略更使得小说别有一种魅力，特别是对故事走向别出心裁的安排，打破了读者的期待惯性，同时也将特殊年代的残酷、人性的扭曲变异等展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