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斗吁求着新的规则。对于喜剧的人类学阐释，都在探索它的先驱者。不过，这些如今被称为“旧喜剧”（Old Comedy）的形式，包含了一种对于一切新鲜事物的渴望。喜剧与悲剧不同——后者是前者更古老、更宏伟的兄弟——喜剧的创作者几乎可以算是白手起家，因为他们不能像悲剧演员那样，不断重复神话中的情节。喜剧的情节并不是引自神话（mythos），而是“逻各斯”（“logos”，阿里斯托芬常常用这个词描述自己的戏剧方法）。安提法奈斯（Antiphanes）在《诗论》（Poesis）中指出，悲剧其实是“一门轻松的艺术”。喜剧演员的任务要艰巨得多：“我们必须发明一切：新的名字、布景、活动、衔接与开场。”这种困境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阿里斯托芬的创造力，更深刻地认识旧喜剧留下的遗产。在讨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时，我们首先要注意戏剧中调度的密度，这些作品中充满了运动与交流。喜剧需要二十四人的合唱队，这是悲剧所需人数的两倍。它还呈现了一种古典悲剧从未被允准的自由：合唱队有致辞（parabasis）环节。在喜剧作品中，合唱队直接向观众发言，谈论与虚构情节完全无关的当代人物与事件。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就算撇开合唱队致辞不谈，戏剧幻觉的破裂也可谓无处不在。这足以表明，喜剧对于创造自身的活动抱有浓厚的兴趣。此外，这也暗示观众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表演——既是观看者，也是参与者。